第119章 故人蒙难
夏竦只觉得身心舒畅,对杜中宵道:“知县,备一桌酒筵,要好酒好菜!这几年朝政被几个奸人把持,是非不分,乱象丛生!范十二、富彦国之流,蒙昧圣上,行什么新政,闹得人人自危。这两人被斥出朝廷,实是天下之喜!怎么能不庆贺一番!”
杜中宵一声不发,默默吩咐公吏前去准备酒菜。
夏竦自西北回朝,本有意中书,结果被人所阻,出知本镇。被任命为枢密使,又被以王拱辰为首的台谏所阻,最后不得不郁闷地来亳州任职。在西北的时候,其实夏竦跟范仲淹和韩琦的关系不错,好水川之战失利,还是夏竦为韩琦辨解,使其免受责罚。不过夏竦在官场失意,恰巧与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受重用同时。而攻击夏竦最厉害的欧阳修和石介等人,都是范仲淹等人的追随者。夏竦就认准了,这些人结成一党,与自己作对。怎么击败这些害自己的奸党,几乎耗费了夏竦这两年全部的心思。
邸报杜中宵没有看完,并不了解事情的经过,不能体会夏竦的心情。其实此次范仲淹和富弼两人同时请求外任,与夏竦有关,是他计谋得逞。
此时的国子监直讲石介是当世大儒,学术上开时之先,但政治上容易冲动,性格偏激。当年夏竦任职应天府的时候,石介还曾经与其有书文往来,不乏赞赏、称颂之词。而到了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诸当政的时候,石介因与他们意气相投,写了《庆历圣德诗》。诗中对范、韩、富诸相公推崇备至,而把正失意的夏竦斥为“奸邪”,夏竦与石介的梁子由结下。
夏竦富于心机,从来不是谦谦君子。他寻了个机会,让自己一个善于书法的女婢,暗中练习石介的字迹。后来把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,其中一句“欲行伊、周之事”改为“行伊、霍之事”,劝勉富弼等人尽心辅佐的意思,变为了霍光等人擅行废立的意思。还起草了一份废立诏书,上报朝廷。
此事经谏院传播出来,朝廷大哗。虽然上至皇帝,下至大臣,没有人相信这无稽之谈,但范仲淹心中不安,坚请出外,庆历新政由此失败。
新政失败,当然不只是这个原因,这只是最后的导火索。最重要的原因,还是新政施行以来,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,虽然支持者众多,反对都也不少。此时各种新政措施已经施行,朝廷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解决,对朝政的冲击却接连不断。新政的核心,在人事制度上,偏偏新政的鼓吹者欧阳修等人,一心把朝臣分君子小人,迅速地把新政引到了党争上。
范仲淹对此有清醒认识,却已经掌握不了新政的局面。坚决自请外出,让新政无疾而终,只怕是范仲淹认识到了,新政已经没有出路。范仲淹曾评寇准,称其在澶州之战时,一意孤行,置诸大臣甚至真宗皇帝如摆设,为左右天子为大忠。但他不是寇准,也没有寇准那样与皇帝的交情,别说左右天子,仅是流言就不是他所能承受的。
杜中宵并不了解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,但他感觉得到,新政施行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。政治虽然是人的政治,但单从人事下手,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自新政施行,除了人心为之一振,朝政为之一清,这种笼统的评价,具体钱粮多收多少,军力有何上升,面对夏丹和党项强敌,局面有何改善都乏善可陈。总之一句话,除了气势,政治局面并没有变化。
公吏忙着上酒菜,夏竦兴奋得来回踱步,好似突然忘记了寒冷这回事。
杜中宵拿起夏竦放下的邸报,看过事情经过,才明白此事跟夏竦有关,怪不得他那么兴奋。
这事情从头到底就透着荒唐。夏竦上报,没有人相信,但富弼和范仲淹却不能自辨,石介满身是口也说不清楚。最后就是新政结束,范、富出外,石介倒霉。
翻到后面,又看见一条消息,让杜中宵大吃一惊。
杜中宵在临颖落难时的许州通判苏舜钦,中进士之后一直在中下层辗转,范仲淹等人开始新政,得到赏识,进京监都进奏院。前些日子祠神之后,他用卖旧纸的钱组织同僚朋友饮酒,在衙门里,还招妓伴饮。同座的人喝多了,各种狂言,还有人写诗诽谤圣贤,被人告发,舆论大哗。
御史王拱辰坚决治罪,最终被夺官为民,从此失去了前程。当然,这个年代官员被贬为平民,大多都会被起复,但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。
此事让杜中宵甚为可惜,苏舜钦当年曾帮过自己,为人很好,却不想栽在这种事情上。实事求是地说,苏舜钦是咎由自取。他自到京城为官之后,自觉前途无量,说话毫无顾忌,指点朝政,评点大臣,不知道得罪了许多人。他们的作风,也说明了庆历党人存在的问题,好为大言,不拘小节。对苏舜钦判罚也说上重,他的罪名是贪污公款,按律当诛,只是削职为民而已。
看着苏舜钦的结局,杜中宵庆幸自己为官一向谨慎小心,没有这样的把柄被人抓住。
苏舜钦的岳父是宰相杜衍,他一出事,杜衍难免会受到牵连。至此,范、富外出,杜衍受到牵连之后也很可能辞相,剩下韩琦独木难支,新政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
感叹了一番,杜中宵放下邸报,感叹良久。新政或者是改革,没有扎实的经济和军事措施,能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,终究是没有前途的。理想再好,也要带来物质的好处才行。这个年代归根底还是四个字,富国强兵,才能够得到支持。如果再加上造福百姓,才能不惧阻力。
酒肉上来,夏竦领酒数巡,高声道:“朝中奸人尽去,朝政清明,必然是一番新局面!杜知县在永城两年,不管是营田务还是县政,治理有方,政绩杰出,百姓安乐,实为难得能吏!我必上奏朝廷,予以封赏。看罢营田务已经足足够,永城县那里就不必去了。杜知县,你不可懈怠,再接再励!”
杜中宵起身谢过。朝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夏竦哪里还有心情在永城县巡查,早早回去迎接将来的政事变动才是正理。而且从营田务来看,杜中宵的政绩无可置疑,也没什么好看的了。
除杜中宵外,其余公吏哪里知道朝中的政治斗争?知州高兴,知县受奖,众人喜气洋洋,尽情放开吃喝。只有杜中宵心事重重,不知此次对自己是福是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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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中宵一声不发,默默吩咐公吏前去准备酒菜。
夏竦自西北回朝,本有意中书,结果被人所阻,出知本镇。被任命为枢密使,又被以王拱辰为首的台谏所阻,最后不得不郁闷地来亳州任职。在西北的时候,其实夏竦跟范仲淹和韩琦的关系不错,好水川之战失利,还是夏竦为韩琦辨解,使其免受责罚。不过夏竦在官场失意,恰巧与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受重用同时。而攻击夏竦最厉害的欧阳修和石介等人,都是范仲淹等人的追随者。夏竦就认准了,这些人结成一党,与自己作对。怎么击败这些害自己的奸党,几乎耗费了夏竦这两年全部的心思。
邸报杜中宵没有看完,并不了解事情的经过,不能体会夏竦的心情。其实此次范仲淹和富弼两人同时请求外任,与夏竦有关,是他计谋得逞。
此时的国子监直讲石介是当世大儒,学术上开时之先,但政治上容易冲动,性格偏激。当年夏竦任职应天府的时候,石介还曾经与其有书文往来,不乏赞赏、称颂之词。而到了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诸当政的时候,石介因与他们意气相投,写了《庆历圣德诗》。诗中对范、韩、富诸相公推崇备至,而把正失意的夏竦斥为“奸邪”,夏竦与石介的梁子由结下。
夏竦富于心机,从来不是谦谦君子。他寻了个机会,让自己一个善于书法的女婢,暗中练习石介的字迹。后来把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,其中一句“欲行伊、周之事”改为“行伊、霍之事”,劝勉富弼等人尽心辅佐的意思,变为了霍光等人擅行废立的意思。还起草了一份废立诏书,上报朝廷。
此事经谏院传播出来,朝廷大哗。虽然上至皇帝,下至大臣,没有人相信这无稽之谈,但范仲淹心中不安,坚请出外,庆历新政由此失败。
新政失败,当然不只是这个原因,这只是最后的导火索。最重要的原因,还是新政施行以来,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,虽然支持者众多,反对都也不少。此时各种新政措施已经施行,朝廷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解决,对朝政的冲击却接连不断。新政的核心,在人事制度上,偏偏新政的鼓吹者欧阳修等人,一心把朝臣分君子小人,迅速地把新政引到了党争上。
范仲淹对此有清醒认识,却已经掌握不了新政的局面。坚决自请外出,让新政无疾而终,只怕是范仲淹认识到了,新政已经没有出路。范仲淹曾评寇准,称其在澶州之战时,一意孤行,置诸大臣甚至真宗皇帝如摆设,为左右天子为大忠。但他不是寇准,也没有寇准那样与皇帝的交情,别说左右天子,仅是流言就不是他所能承受的。
杜中宵并不了解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,但他感觉得到,新政施行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。政治虽然是人的政治,但单从人事下手,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。自新政施行,除了人心为之一振,朝政为之一清,这种笼统的评价,具体钱粮多收多少,军力有何上升,面对夏丹和党项强敌,局面有何改善都乏善可陈。总之一句话,除了气势,政治局面并没有变化。
公吏忙着上酒菜,夏竦兴奋得来回踱步,好似突然忘记了寒冷这回事。
杜中宵拿起夏竦放下的邸报,看过事情经过,才明白此事跟夏竦有关,怪不得他那么兴奋。
这事情从头到底就透着荒唐。夏竦上报,没有人相信,但富弼和范仲淹却不能自辨,石介满身是口也说不清楚。最后就是新政结束,范、富出外,石介倒霉。
翻到后面,又看见一条消息,让杜中宵大吃一惊。
杜中宵在临颖落难时的许州通判苏舜钦,中进士之后一直在中下层辗转,范仲淹等人开始新政,得到赏识,进京监都进奏院。前些日子祠神之后,他用卖旧纸的钱组织同僚朋友饮酒,在衙门里,还招妓伴饮。同座的人喝多了,各种狂言,还有人写诗诽谤圣贤,被人告发,舆论大哗。
御史王拱辰坚决治罪,最终被夺官为民,从此失去了前程。当然,这个年代官员被贬为平民,大多都会被起复,但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。
此事让杜中宵甚为可惜,苏舜钦当年曾帮过自己,为人很好,却不想栽在这种事情上。实事求是地说,苏舜钦是咎由自取。他自到京城为官之后,自觉前途无量,说话毫无顾忌,指点朝政,评点大臣,不知道得罪了许多人。他们的作风,也说明了庆历党人存在的问题,好为大言,不拘小节。对苏舜钦判罚也说上重,他的罪名是贪污公款,按律当诛,只是削职为民而已。
看着苏舜钦的结局,杜中宵庆幸自己为官一向谨慎小心,没有这样的把柄被人抓住。
苏舜钦的岳父是宰相杜衍,他一出事,杜衍难免会受到牵连。至此,范、富外出,杜衍受到牵连之后也很可能辞相,剩下韩琦独木难支,新政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
感叹了一番,杜中宵放下邸报,感叹良久。新政或者是改革,没有扎实的经济和军事措施,能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实打实的好处,终究是没有前途的。理想再好,也要带来物质的好处才行。这个年代归根底还是四个字,富国强兵,才能够得到支持。如果再加上造福百姓,才能不惧阻力。
酒肉上来,夏竦领酒数巡,高声道:“朝中奸人尽去,朝政清明,必然是一番新局面!杜知县在永城两年,不管是营田务还是县政,治理有方,政绩杰出,百姓安乐,实为难得能吏!我必上奏朝廷,予以封赏。看罢营田务已经足足够,永城县那里就不必去了。杜知县,你不可懈怠,再接再励!”
杜中宵起身谢过。朝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夏竦哪里还有心情在永城县巡查,早早回去迎接将来的政事变动才是正理。而且从营田务来看,杜中宵的政绩无可置疑,也没什么好看的了。
除杜中宵外,其余公吏哪里知道朝中的政治斗争?知州高兴,知县受奖,众人喜气洋洋,尽情放开吃喝。只有杜中宵心事重重,不知此次对自己是福是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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