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4章 法护比丘
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,中国第一古刹,世界著名伽蓝,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,有中国佛教的“祖庭”和“释源”之称。
东汉永平七年,汉明帝刘庄(刘秀之子)夜宿南宫,梦一个身高六丈,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,在殿庭飞绕。
次日晨,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,博士傅毅启奏说“西方有神,称为佛,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。
汉明帝听罢大喜,派大臣蔡音、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,拜求佛经、佛法。
永平八年,蔡、秦等人告别帝都,踏上“西天取经”的万里征途。
在大月氏国,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,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,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。
永平十年,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,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同返国都洛阳。汉明帝见到佛经、佛像,十分高兴,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,亲自予以接待,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“鸿胪寺”暂住。
永平十一年,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
为纪念白马驮经,取名“白马寺”。
“寺”字即源于“鸿胪寺”之“寺”字,后来“寺”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。
?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,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。
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,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,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,有一百九十二部,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,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。
曹魏嘉平二年,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。
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。
随后,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《僧祗戒心》。
同一时期,安息国僧人昙谛,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《昙无德羯磨》。
至此,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,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,为中土戒律之始。
曹魏甘露五年,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。
这一天,朱士行依《羯磨法》登上戒坛,长跪于佛祖面前,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。
自此,儒家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。
佛教在中国扎根、传播最初的二百年,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。
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,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;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,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……
总之,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“第一”紧紧联在一起的,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。
王生步入其中,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。
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,但是历经时间洗礼,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,而且比之从前,似乎还有庄严不少。
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,为一长形院落,占地极广。
穿越到来之时,王生也来过白马寺,当然,当初他心事重重,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。
现在便不一样了。
在身侧的僧侣介绍,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、大佛殿、大雄宝殿、接引殿、毗卢阁等,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。
虽不是创建时的“悉依天竺旧式”,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,因而汉时的台、井仍依稀可见。
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。
整个寺庙布局规整,风格古朴。
说起来,现在佛教,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,而且传播得很广。
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记载,元康元年,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《放光般若经》,此经“大行华京,息心居士,翕然传焉。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,断绢写之,持还中山。中山王及众僧,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。其行世如此是”
可见佛教的影响。
当然,如今,还是道教执牛耳的。
毕竟是本土宗教,有天然的优势。
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,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,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,自然是有原因的。
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,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,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——适合推广加“安民”。
道教的教义是无为、自然、自由,可以“安民”却不利于推广。
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,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,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。
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,推广效果很好,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,结果就被改造了。
黄巾之乱,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。
正是黄巾、五斗之流,掌权者不放心。
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,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,但还不是完整宗教。
孔孟之学,非是经书,没有教义。
而政治的黑暗,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,例如竹林七贤,嵇康阮籍。
他们看到了佛教,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,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、来麻醉自身、来表达自身不满、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。
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。
其实,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,本身是有困难的。
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,禁欲,离俗的。
所谓之离俗,便是无君王,无父母。
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,儒家思想是主流,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,不孝有三无后为大,孝顺父母。
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,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,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,而是翻译佛经,佛法僧缺一不可,佛有了僧有了,还没有经。
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。
东汉时期,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,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,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,翻译什么经书,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,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,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。
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,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,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,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,观念,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。
找着找着,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,观念和佛教的概念,观念相似。
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,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。
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,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。
结果就是“黄老浮屠并祠,小乘禅学流行”,小乘禅学强调呼吸,吐纳,运气这些东西,跟道教的调息相似。
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,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,中国神话体系,道与佛都是有的。
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,亦是佛教神。
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,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,被接受,但大家也知道,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!
这样的翻译方式,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,佛教理论的误读,但是是不可避免的,正是这些困难重重,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,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,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,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,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。
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,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,随着发展,社会流行什么,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,比如道家宣传“清静无为,劝善止欲”,用神仙方术传播,佛教也宣传“清静无为”,用神仙方术传播,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
魏晋时期,玄学盛行,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,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。
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:《老子》,《庄子》,《周易》。
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,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,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,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,尤其喜谈“有”说“无”,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。
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,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。
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“空”,“空”在早期佛经翻译中,常常用道家的“无”来比附翻译,“空”翻译成“无”,但“空”绝不是“无”,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,把“空”的概念翻译成“无”。
玄学家们谈“空”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,所以这个时候,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,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,“空”不是“无”,用“无”谈“空”肯定是存在问题的。
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,写了几篇文章,对谈“空”的问题进行批判,收入到他的著作《肇论》里面,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。
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,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,虽然有一定的误读。
西晋,佛学发展,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,还得过一些年之后。
东晋,南北朝,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。
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,转而寻求精神慰藉,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,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,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。
另外一方面,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,支持译经活动,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,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,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,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。
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,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,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。
在战乱的土地上,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。
教派,与政治无关,但也与政治挂钩。
王生眼睛微闪。
“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,是哪一位高僧?”
王生等人来白马寺,除了赏雪景之外,更多的,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。
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,说道:“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。”
法护比丘?
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,问道:“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?”
王生这个问法,当然是有些突兀的。
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,即便是突兀问法,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。
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,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,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,万万不能得罪。
僧人,要吃饭,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。
“施主,这法护比丘,乃是当世高僧。”
说着,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。
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,其祖先是大月支人,本姓支氏,世代居住敦煌。
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,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。诵经每日万言,过目成诵。天性纯洁,品德高尚,操行精苦,诚实好学,万里寻师参学,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,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。
晋武帝时期,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。
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。
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。
随师父去了西域,游历诸国。
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,文字也有三十六种。
法护一一遍学,贯穿综合诂训,各种音义字体,沒有不认识的。
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,沿着回汉地的路,一边走,一边译出,写为汉文。
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。
一心营办的事业,唯是弘通佛法,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,虽然辛劳,却从未厌倦。
听着僧侣将话说完,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。
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,佛法高深罢。
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,恐怕不止佛法,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。
“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。”
僧人眼睛一亮,接着说道:“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,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,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?”
这是要拉我进佛教?
王生轻轻摇头。
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,王生对佛教,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。
信
是不可能信的。
不过
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,与这等人交谈,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。
不知道问政事,这法护比丘会如何作答。
王生心中也有了一些兴致。
中秋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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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永平七年,汉明帝刘庄(刘秀之子)夜宿南宫,梦一个身高六丈,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,在殿庭飞绕。
次日晨,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,博士傅毅启奏说“西方有神,称为佛,就像您梦到的那个一般。
汉明帝听罢大喜,派大臣蔡音、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,拜求佛经、佛法。
永平八年,蔡、秦等人告别帝都,踏上“西天取经”的万里征途。
在大月氏国,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,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,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。
永平十年,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,用白马驮载佛经、佛像同返国都洛阳。汉明帝见到佛经、佛像,十分高兴,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,亲自予以接待,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“鸿胪寺”暂住。
永平十一年,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
为纪念白马驮经,取名“白马寺”。
“寺”字即源于“鸿胪寺”之“寺”字,后来“寺”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。
?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《四十二章经》,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。
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,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,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,有一百九十二部,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,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。
曹魏嘉平二年,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。
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。
随后,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《僧祗戒心》。
同一时期,安息国僧人昙谛,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《昙无德羯磨》。
至此,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,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,为中土戒律之始。
曹魏甘露五年,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。
这一天,朱士行依《羯磨法》登上戒坛,长跪于佛祖面前,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。
自此,儒家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。
佛教在中国扎根、传播最初的二百年,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。
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,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;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,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……
总之,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“第一”紧紧联在一起的,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。
王生步入其中,便是能够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马寺的底蕴。
哪怕是经过战火的洗礼,但是历经时间洗礼,白马寺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,而且比之从前,似乎还有庄严不少。
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,为一长形院落,占地极广。
穿越到来之时,王生也来过白马寺,当然,当初他心事重重,自然是没有心思欣赏的。
现在便不一样了。
在身侧的僧侣介绍,王生也知道这白马寺的主要建筑有天王殿、大佛殿、大雄宝殿、接引殿、毗卢阁等,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。
虽不是创建时的“悉依天竺旧式”,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,因而汉时的台、井仍依稀可见。
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。
整个寺庙布局规整,风格古朴。
说起来,现在佛教,也算是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了,而且传播得很广。
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》记载,元康元年,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《放光般若经》,此经“大行华京,息心居士,翕然传焉。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,断绢写之,持还中山。中山王及众僧,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。其行世如此是”
可见佛教的影响。
当然,如今,还是道教执牛耳的。
毕竟是本土宗教,有天然的优势。
但要说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础上,居然还能够发展迅猛,并且成为三大教之一,自然是有原因的。
对西晋的统治阶级来说,一直都是缺少这么一个统治工具,而佛教的教义却是完美的契合统治阶级的要求——适合推广加“安民”。
道教的教义是无为、自然、自由,可以“安民”却不利于推广。
得道成仙是有钱人才能想的,便是所谓之法侣财地,普通人对吹出来的梦都是妄想。
当然汉末道教有个流派五斗米教,推广效果很好,好到可以像张角一样造反,结果就被改造了。
黄巾之乱,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。
正是黄巾、五斗之流,掌权者不放心。
儒家在当时被世家掌握垄断,是世家的权力利益来源,但还不是完整宗教。
孔孟之学,非是经书,没有教义。
而政治的黑暗,让儒家信众都快崩溃了,例如竹林七贤,嵇康阮籍。
他们看到了佛教,发现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,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来反对当权者、来麻醉自身、来表达自身不满、来转移衣食无忧之后的精神需求。
这也成为了流行的风景线。
其实,说起来佛教要在华夏传播,本身是有困难的。
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,禁欲,离俗的。
所谓之离俗,便是无君王,无父母。
在佛教传入我国以前,儒家思想是主流,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,不孝有三无后为大,孝顺父母。
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锐,人们一时之间是无法接受的,佛教早期入华也并没有急着吸引信仰者,而是翻译佛经,佛法僧缺一不可,佛有了僧有了,还没有经。
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过程。
东汉时期,僧人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翻译佛经了,但是翻译佛经是有问题的,首先当时的僧人都是有什么经书,翻译什么经书,大脑中记得几章几品就翻译几章几品,其次大家知道语言不通,有些东西很难翻译出神髓。
就譬如唐诗宋词翻英文能直译,但意境这些东西很难表达得像中文这么美,翻译佛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僧人们想了很多办法,最后他们就在汉语里面寻找和佛教的理论,观念,概念相近的一些词语来翻译。
找着找着,发现中国道教文化里面有很多概念,观念和佛教的概念,观念相似。
所以他们常常借助于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,同时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。
早期的中国人会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,以为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形式。
结果就是“黄老浮屠并祠,小乘禅学流行”,小乘禅学强调呼吸,吐纳,运气这些东西,跟道教的调息相似。
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,与佛教都是有联系的,中国神话体系,道与佛都是有的。
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,亦是佛教神。
当人们把佛教当做道教的一部分时,这部分内容就容易流行,被接受,但大家也知道,这显然不是佛教的真谛!
这样的翻译方式,显然也会造成人们对佛教观念,佛教理论的误读,但是是不可避免的,正是这些困难重重,早期的佛教宣传采取的这种宣传方式就是依附,依附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,寻找和佛教理论比较接近,又可以依附的对象来传播,这样中国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。
东汉时期就依附黄老,黄老在那个时期比较流行,随着发展,社会流行什么,佛教就用什么方式来宣传和传播,比如道家宣传“清静无为,劝善止欲”,用神仙方术传播,佛教也宣传“清静无为”,用神仙方术传播,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
魏晋时期,玄学盛行,佛教又选择依附玄学,玄学是力图把道家和儒家两种文化进行兼容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。
玄学里面包含的三玄:《老子》,《庄子》,《周易》。
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,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,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,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,尤其喜谈“有”说“无”,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。
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,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。
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“空”,“空”在早期佛经翻译中,常常用道家的“无”来比附翻译,“空”翻译成“无”,但“空”绝不是“无”,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,把“空”的概念翻译成“无”。
玄学家们谈“空”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,所以这个时候,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,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,“空”不是“无”,用“无”谈“空”肯定是存在问题的。
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,写了几篇文章,对谈“空”的问题进行批判,收入到他的著作《肇论》里面,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。
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,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,虽然有一定的误读。
西晋,佛学发展,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,还得过一些年之后。
东晋,南北朝,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。
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,转而寻求精神慰藉,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,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,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。
另外一方面,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,支持译经活动,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,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,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,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。
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,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,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。
在战乱的土地上,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。
教派,与政治无关,但也与政治挂钩。
王生眼睛微闪。
“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,是哪一位高僧?”
王生等人来白马寺,除了赏雪景之外,更多的,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。
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,说道:“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。”
法护比丘?
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,问道:“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?”
王生这个问法,当然是有些突兀的。
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,即便是突兀问法,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。
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,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,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,万万不能得罪。
僧人,要吃饭,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。
“施主,这法护比丘,乃是当世高僧。”
说着,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。
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,其祖先是大月支人,本姓支氏,世代居住敦煌。
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,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。诵经每日万言,过目成诵。天性纯洁,品德高尚,操行精苦,诚实好学,万里寻师参学,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,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。
晋武帝时期,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。
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。
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。
随师父去了西域,游历诸国。
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,文字也有三十六种。
法护一一遍学,贯穿综合诂训,各种音义字体,沒有不认识的。
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,沿着回汉地的路,一边走,一边译出,写为汉文。
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。
一心营办的事业,唯是弘通佛法,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,虽然辛劳,却从未厌倦。
听着僧侣将话说完,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。
估计便是这个法护比丘地位尊崇,佛法高深罢。
而且到了这样境界的僧人,恐怕不止佛法,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极高的。
“本侯倒是想去见一见这法护比丘。”
僧人眼睛一亮,接着说道:“法护比丘在宝殿中宣扬佛法,施主何不与法护比丘论证佛法,说不定有其他的收获也不一定?”
这是要拉我进佛教?
王生轻轻摇头。
作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,王生对佛教,也是用辩证法来看待。
信
是不可能信的。
不过
既然这法护比丘如此了得,与这等人交谈,应该也是有所收获的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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